空气污染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减少空气污染无疑会极大地促进国内居民的身体健康；同时，由于空气污染物会跨越国界地域流动，在许多情况下，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源同时也是造成温室气体的罪魁祸首。因此，中国的污染治理对于保护全球公众的健康同样至关重要。

虽然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已合理地成为公众和政府关注的焦点，但这些健康影响还需要在保障健康的其他政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虑，这些政策不仅包括其他类型的环境保护政策，更包括广义上的公共卫生政策。

由于这些政策的目标往往是为了吸引人们关注以前被忽视的问题，而且由于其侧重于科学，很少有研究在公共卫生的大背景下考察空气污染问题。

比如，《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发现，环境空气污染是中国健康不佳的第四大风险因素。然而，空气污染的风险系数为 8%，远低于头两个风险系数：饮食风险系数为16.5%，高血压风险系数为 12%，并且也低于吸烟风险系数 9.5%。

就像我们欢迎一切克服空气污染的努力，在确定公共卫生投资的重点和权衡不同政策措施的效益和成本时，我们不应忽视这些风险系数。

污染对健康有着严重影响，正是这种意识激发了人们开始积极采取行动预防和控制空气污染。

医学科学家们已经确认了空气污染与健康状况之间存在多种关联。健康状况包括因心血管和呼吸道疾病造成的死亡率和发病率，还有中风，以及空气污染对儿童发育和认知的影响。

科学家还在继续调查空气污染对早产、出生体重、儿童发育等健康状况以及对心理健康、幸福及认知能力等的多重影响。

 评估污染的健康影响不仅需要大气中污染物浓度方面的信息，而且需要暴露于这些污染物的人群的数量及暴露时间方面的信息。还要绘制地图，了解与污染物大气浓度有关的人群的分布情况。

由于人们的职业、居住条件和交通方式不同，面临的暴露水平不同，因此评估污染的健康影响还需要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背景下的上述信息，以及不同年龄组和不同性别组的人群的上述信息。

比如，在北京市区繁忙的公路上工作的交通警察暴露于污染的水平就和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或办公室（尤其是配备了有效空气过滤器的办公室）的人大不相同。

健康影响的估计

健康影响研究院（Health Effects Institute）最近的一项研究回顾了以前中国开展的污染物健康影响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结果。

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基础之上， 2010年约有 120 万人因环境中的 PM2.5 而过早死亡，从而使 PM2.5 成为第四大死亡风险。

其中，49%死于脑血管疾病，23%死于局部缺血性心脏病，16%死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11%死于气管癌、支气管癌和肺癌，1%死于下呼吸道感染。

201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更新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稍为乐观的估算，2013 年约 91.6 万人死于 PM2.5，伤残调整寿命从 1990 年的 3.8%提高到 5.4%（GBD MAPS 工作组，2016 年）。

这两所权威研究机构得出的研究结果存在 25%的预估差异，这表明准确估计 PM2.5 的健康影响仍面临很多挑战，这需要对污染物的基本浓度以及各种人群的暴露-反应关系做出多层面的假设。

比如，在急性污染事件中，糟糕的空气质量可能会加速虚弱老人的死亡，不论污染是否是他们潜在健康不佳的主要原因。而在其他情况下，空气污染可能是导致健康不佳的长期因素， 但不是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

研究目标和衡量标准不同，衡量“过早”死亡的方法也不相同，而衡量发病率和幸福感下降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比如，虽然由暴露于 PM2.5 造成的疾病所导致的死亡总数从 1990 年到 2013 年一直增加，但同期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略有下降，从每十万人死亡 80 人下降到每十万人死亡 71 人，年下降率约为 0.5%。

由于下呼吸道感染发病率的下降，因 PM2.5 造成的伤残调整寿命也有所下降（GBD MAPS 工作组，2016 年）。

虽然评估死亡总数的努力在吸引人们关注治理空气污染的必要性方面至关重要，但目前从政策的角度看，更迫切需要的是更好地了解不同人群暴露于单个和复合特定污染物下的健康影响，以便指导人们区分污染治理和公共卫生信息的优先次序。

201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研究这项工作，通过污染源解析方式把健康影响归于各个部分（GBD MAPS 工作组，2016 年）。

这些研究有助于提供政策信息，但鉴于这些模型固有的不确定性，这些研究得出的关于不同政策干预的益处的结论应当被视为大概的估计。

对于所有关心减少污染、改善公众健康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要将这一承诺转化为行动并非易事。减少污染、改善公众健康不仅会带来科学、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挑战，而且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和权衡。同时，对研究工作也会带来重要影响，需要改变许多具体研究领域的重点，需要加强自然、医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的跨学科合作。